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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培行业大地震为什么炸锅的总是教育圈?

  教育圈的瓜,想必各位读者都或多或少会关注吧!无论你是教育行业的工作者,还是自己或身边有孩子正处于基础教育之中,最近教培圈的地震自然都会对生活有所影响——那么,教培圈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你真的盘清了吗?

  不久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一句便是:“持续规范校外培训(包括线上培训和线下培训),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也就是所谓的“双减”。

  “双减”一出,行业震动。其实,“双减”背后的逻辑并不难于理解,也是在不久之前,三胎政策推出。那么为了鼓励生育三胎,降低教育成本自然是当务之急,而如今价格日益水涨船高的教培行业,自然便要被首先开刀了。

  其实也就是在去年隔离期间,教培机构特别是在线教育行业经历过短暂的井喷期,各家在线教育公司无论融资还是上市、都是形势一片光明。

  然后随着复工复产生活步入正轨,在线教育便成为了与学校教育并存的、构成学生了更多外部负担的存在、除了学业负担,给各个家庭造成的经济负担也是不可忽视的,因此教育部才会明确提出“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等一系列严厉举措。

  “双减”政策带来的最强监管风暴,加上最近在美上市的中概股本身面对的困境,二者叠加之下,中概教育股持续大跌,某些交易日相较高点下跌超过90%,简直跌到血本无归。

  好未来、高途、有道、第一高中、一起教育、朴新教育无一幸免,裁员的传言与辟谣一时之间更是层出不穷。不少网友也在线吃瓜:教培行业,这次真的要遭遇灭顶之灾了吗?

  教培行业究竟何去何从,强力整改又会带来什么?乐观者相信,这样的举措如果能够有效贯彻落实,势必会真正推动教育改革和减负,为孩子生养提供利好。

  不那么乐观的人则忧心,教培行业的整治可能会带来有钱人选择用家教等方式完成学校外教育,进一步拉大阶层差距。观点见仁见智,未来尚待开启,现在无论如何断言都显得为时过早。

  所以呢,我们今天暂且搁置教培整治究竟会走向何方的问题,去看看教育市场化背后的逻辑——教育市场化的边界在哪里?过度的教育市场化是否会带来弊端?相信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也会带给你关于教培未来的更线

  大卫·科伯在他的《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底线》一书讲述了美国高等教育市场化带来的诸多问题:理查德·克拉切伯格在1972写道:“无论喜欢或不喜欢,他们(高等教育管理者)在使自己的物品市场化”。

  菲力普·科特勒在1985年的《教育机构的策略性市场化》中则指出,学务管理只是将市场营销的一般原则使用到了吸引学生这个具体问题上,这个任务与推动旅游业或者增加教堂成员人数并没有什么不同。

  那么问题来了,学生真的要被视作客户吗?教育又真的完全是被消费、被营销的产品吗?

  无论这个逻辑是否存在问题,它在美国的高等教育中已经几乎成为了一种现实。曾任麻省理工学院招生部主任的迈克尔·班克会特意聘请MBA人士,利用他们的市场技能来解决学校的招生压力。

  后来到了芝加哥大学,班克更是继续使用了他的市场营销工具包,将营销学中的“发起人”原则运用到高等教育中。什么是“发起人”原则呢?

  在营销学中,消费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如果最初的品牌被认为是“理想的”,那么人们会拿后出现的品牌的短处与之相比。于是,先出现的品牌会显得很出色,于是对于新到者来说,竞争就非常困难。

  而班克在招生时,一改传统中三、四年级时才开始考虑学院问题的现实,从 16岁的学生就开始入手,果然是个内卷界的狠人!

  如果你觉得班克的做法显得很遥远的话,那么不妨看看我们身边的故事:当早教、幼教、少儿竞赛各种各样的教育形态被创造出来,当内卷的年龄段开始一步步往前推的时候,究竟是需求创造了这些教育形态,还是这些教育形态创造了需求呢?消费主义的逻辑在这里似乎找到了指归。

  除了“发起人”原则,品牌营销更是被班克玩儿得贼溜。为了让“芝加哥大学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这一概念深入人心,班克发给预期申请者的普通画册《梦想与选择》被换成了《心中的生活》,里面的内容也改变了!

  学生们埋头读书的照片减少了,更多的是大学生们在参加“有趣”的活动,如跳舞、玩耍和踢足球。而这一类品牌营销,和一众教培机构打着清北名师的旗号吸引学生,本质上又有什么差别呢?

  但是无论你是批判还是支持,对于班克而言,他的营销是行之有效的,开始散发《心中的生活》的1999年,前一年下降了2%的申请者数量在那一年上升了22%。

  芝加哥大学有史以来第一次可以只招收不到半数的申请者,申请者中还包括了更多的高素质学生:SAT综合成绩在1400以上的学生增长了30%。

  类似地,前些年以考名校、快提分为指向的教培机构,常常都是赚的盆满钵满,某种意义上,教育的市场化,也在被市场证明着。可是这样的市场化,又是否会带来一些问题呢?

  学校的市场化自然能够带来招生吸引力的增强、以及随之而来的赞助经费的增加,但是,也有不少麻烦困扰着学校的决策者们。

  斯坦利·菲什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杜克大学英语系任教授时曾引起过轰动:他用优厚的条件请来了最著名、至少是最热门的教授。

  但事情很快就失败了,菲什请来的教授们有的被更优厚的条件请走了,有的则完全放弃了教书这个职业。

  事实上,相似的故事也在我们身边不断上演着。一些确实高水平高质量的、带出过许多优秀学生的清北名师们,被各家教育机构争相开出极具诱惑力的薪酬。

  另一方面,民办学校则常常会向公立学校的顶尖教师们抛出高薪诱惑的橄榄枝——每个人都需要生活的资本,这样的诱惑之下,优质的教育资源流向更加市场化、高收费的去处,自然也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对于不能进入这些教培机构或者民办学校的学生来说,他们所接受到资源便是自然受限的。

  商业模式的引入对教育行业的影响远不止于此:计划预算制度、零基预算制度、目标管理法、全面品质管理、平衡计分卡、策略规划、标杆管理、强调“核心能力”的外包。

  这些商业管理术语都在进入现代美国高等教育的市场,效率的吸引力和它的膜拜已经成为美式高等教育的基本内容。可是,如果真的把办学当作经商,问题便开始层出不穷。

  兜售学校无价值的股票、开设没有自备图书馆的校园、像请临时雇员补缺或者请小时工一样聘请兼职教师,为了节省经费而反智识的手段层出不穷,可是,这样的大学教育究竟有没有变味呢?当所有的一切包括学校的名称在内都被外包——不仅仅是学校的商业事务,而且由谁来上课和谁来听课这样的决定也被私人化——大学还剩下什么呢?

  相似的问题我们也在面对着,当教育内卷到变味的时候,孩子们又真的能收获健康的成长环境吗?商业化的市场必然会导致竞争,竞争的教育市场里内卷不断加剧,而作为教育消费者的孩子们被迫加入这样的内卷,对他们来说又线

  近些年来,开放大学开始在英美兴起:他们严格地对待课程设计,注重不同媒介的互补与冲突,公开自己的课程材料接受批评,关注自己教材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而他们的宗旨便是,吸引“那些在社会中真正处于劣势的人——那些原本永远也不会想到自己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而这,也许才是高等教育最初的本质。

  大卫·科伯在书中写道,“从历史上说,高等教育是一代精英把文化传给下一代的途径。然而外国的大学完成这一使命的能力不足以让人信任。”

  美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变得更像一个市场而不是英才教育——除了质量之外,还有其他重要的因素:让自己声名远扬,这需要钱;获得认证机构的证书,这需要时间。于是,反抗的姿态开始出现,大卫·科伯在书中对开放大学颇多溢美之词,而其背后的逻辑正在于,这是一场“有意义的革命的开始”。

  正如亨利·菲利浦·塔潘在《大学教育》中所说的,“这个国家的商业精神和摆在企业面前的各种赚钱途径,造成了一种对教学非常有害的厌学情绪”,教育可以市场化,但教育的市场化是需要有限度的。作为一个具有正向外部性的部门,教育从来不能也不该是以盈利为目的。

  当商业逻辑吞噬了高等教育,应用型文理学科的热度取代了那些看上去不能立即获得收益的学科,学术自由成为了某种奢望,很多自称学院和大学的学校放弃了使高等教育有权要求社会公共资源的最佳机会,忘记了自己的目标是坚持真理。这样的高等教育,岂不是违背了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永恒发展的初衷?大卫·科伯在结尾处的一段话令人振奋,更引人深思——当然,他思考的是高等教育的市场化问题,但我们也可以类推到基础教育的商业化中。那么就在这里,与各位读者共赏:

  “可不可以说服公众,让他们相信大学既代表不可言喻的利益,也代表公共的利益——明确地说,高等教育可以培养有知识和有责任心的公民,鼓励社会凝聚性,宏扬和传播知识,增加社会灵活性并且刺激经济?可不可以令人信服地说明大学提供的东西有着巨大的价值,即使不顾盈亏的压力也值得为它投资——就像纽约大学的约翰·萨克斯顿所说的那样,在某些领域,钱不是国家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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